电影讲述了几位投资鬼才在2007年金融危机前看穿次贷泡沫，通过做空市场大发其财的故事。
主要结论是: 固定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和国际收支逆差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充要条件。因而，中国终有一天会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
相反，这本书更多的是反映了中国学者在理论修养上的欠缺。对于加快一词应作何种解读?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度实际上已经不低，根据外管局资料，在７大类40项资本交易项目中，在中国只有10项不可兑换，除个人直接跨境投资、衍生品交易外，主要跨境资本交易都有正规渠道。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 (BIS) 的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 (Committee o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的工作组对实证证据进行了评估。康德苏仅仅是宣示了一种信念，并未能证明任何东西。2010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将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目标写入十二五规划。
然而，就在这时，亚洲金融危机突然爆发，一直被视为发展中经济体成功典范的东亚经济受到致命打击，修改章程的企图随之流产。例如，中国没有开放资本项目，但执行了FDI优惠政策。资本项目自由化导致资源配置优化的理论基础是有效市场假说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和理性选择理论 (Rational Choice Theory)。
在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编辑的《资本账户开放》一书的序中我写道: 我并不认为这本书中的论文对经济学理论有何重要贡献。第四组文章探讨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路线图和资本项目自由化之间的关系。2015年6月15日以来，中国股市的暴跌充分显示中国金融市场还远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我们的金融管理当局也并非像想象中的那样无所不能。对资本项目自由化持怀疑态度难免不被视为异类。
坊间一直传说，央行计划在2015年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简尼、 萨布拉马尼恩和威廉姆森对检验资本项目自由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2000 多项研究成果做了研究。
事实上，IMF章程起草者和44个创始成员国认为，是否实现资本管制原则上应由各成员国自行决定。香港的金融稳定一度命悬一线。本文集收集了我从1997年到2014年之间，就资本项目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所写的系列文章。资本外逃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是，由于政治分歧，区域金融合作终究未能成为亚洲国家维护自身金融安全的选项。1993年，中国政府首提 实现人民币可兑换。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主张与其说是建立在科学论证和历史经验基础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对于某种意识形态的笃信基础之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除了在中国，当今世界上经济学家所普遍接受的观点是: 没有理由一定要把资本项目自由化当作经济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之一。
第五组文章主要反映了我和我的同事对当前货币当局的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政策的不同看法。这组文章中也包括了对亚洲金融合作的讨论。
一些发展中经济体重新引入对资本跨境流动的管制。他们指出: 国际社会不应该试图促进——甚至在长期——资产的完全自由的交换，因为资本的自由流动看来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并没有什么好处。
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有助于改善中国国际资产与负债的币种结构、增进中国储备资产的安全。在2002—2009年，中国共出台了资本账户改革措施42项，进一步放宽了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是否应该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和如何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正式重新提出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 在有效防范风险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事实上，资本项目最为开放的经济体——香港和新加坡——是应对危机最成功的国家(地区)。
这本书的主要意义在于‘立此存照。IMF也偃旗息鼓，并逐渐把注意力放在如何防范潜在风险上。
对于全球经济来说，资本项目开放为全球可持续增长提供了新的经济动力。当今世界上，还有谁比索罗斯更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呢? 绝大部分经验研究并未发现资本项目自由化支持经济增长的确凿证据。
其实，与贸易自由化不同，资本项目自由化从来就不是经济学界的共识。例如，中国没有开放资本项目，但执行了FDI优惠政策。
然而，受到表扬的当事人却有不同看法。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 (BIS) 的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 (Committee o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的工作组对实证证据进行了评估。然而，就在这时，亚洲金融危机突然爆发，一直被视为发展中经济体成功典范的东亚经济受到致命打击，修改章程的企图随之流产。中国的资本管制主要是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即通过QDII和QFII等限额体系对短期跨境资本的投资主体和投资额度进行控制。
对于加快一词应作何种解读?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度实际上已经不低，根据外管局资料，在７大类40项资本交易项目中，在中国只有10项不可兑换，除个人直接跨境投资、衍生品交易外，主要跨境资本交易都有正规渠道。把资本项目自由化提高到一种普适原则的要害在于无视民族国家的存在。
退一步讲，即便资本项目自由化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改善资源配置，也没有理论和经验事实能够证明这种改善是帕累托最优，更遑论这里还有地缘政治问题。历史经验表明，在资本自由化状态下，受益者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
在没有资本管制的情况下，为了应付资本外逃的冲击，亚洲国家必须大量积累外汇储备。亚洲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和经济学界纷纷反思资本项目自由化的理念和实践。
资本项目自由化并非历史潮流，没有站得住脚的经济理论可以证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包括罗德里克和巴格瓦蒂在内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则指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根本就不存在。资本项目自由化一直被中国经济学家奉为圭臬。为什么一个国家必须要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资本项目自由化的积极推动者——康德苏的回答是：资本的自由流动可以帮助资源实现最有生产性的使用，从而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因而，中国终有一天会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进入 余永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民币 国际化 。
罪魁祸首是那少数的对冲基金，它们毫不关心香港，更遑论港人的福祉这些文章大致按时间顺序分成四组。
IMF的官方立场变更为: 资本管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必要的。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教条早已被请下了经济学的神坛。
